既然私人或機構可以有權提供教育或醫療服務，而提供這些服務又需要一定的要素投入，如果那些投入并非來自某個“好心人”的慷慨捐贈或者“上帝”的悲憫賜予（當然，肯定不是強制而無償取來的稅收），而是掏于自己的腰包或出自自身及家人的血汗，那么贏利性的目標或要求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。

    從主觀上講，投資者勢必要在不同的投資領域之間進行選擇。如果他（或她）將醫療作為投資的領域，想必已經對這個領域的贏利空間作出了較為樂觀的預期和估計，否則社會資源便無法自然地流向這些部門。因此，醫用床贏利性預期是投資者之所以投資于醫療行業的先決條件。

    而從客觀上講，贏利性的結果則是提供醫療服務的機構可生存性的必要保證。顯然，如果提供服務的收益尚不足以抵補成本支付，這些機構的“生產”活動便是不可持續的，那就更談不上服務數量的增加、服務范圍的擴大和服務質量的提高了。上

    述所謂的“道理”，對于投資者乃至大眾而言，簡直就是一項不言而喻的基本常識！所以，要求所有提供醫療服務的機構放棄贏利性目標或要求（皆規定為非贏利性機構），對于投資者來說，起碼是有失公允的；至于采取種種手段迫使其在虧損中運營——那些“殺雞取卵”的企圖與行徑，不僅荒誕可笑，而且是十分有害的。

    毋庸諱言，投資者的贏利性要求中必然包涵利潤最大化目標與行為。但是，利潤最大化目標與行為則并非僅限于贏利性機構。決定某個機構當否成為贏利性或非贏利性，主要在于：（1）出資方的要求與機構所賦予的社會功能是什么；護理床（2）扣除各項成本后的剩余究竟應當落在誰的手中并予以何種用途。

   政府舉辦公立的醫療機構其主旨不在于獲取政府收入，政府收入可以通過各種稅收強制而無償地取得。如果政府旨在克服市場失靈或實現社會正義，那么由此舉辦的醫療機構則當屬非贏利性的。同理，由基金會資助的醫療機構，由于被賦予公益性而非贏利性目標，也屬于非贏利性機構。在非贏利性機構中，如果出現剩余，則不應落入機構管理者或員工的囊中，而是應當用于“擴大再生產”。這樣，即便是非贏利性機構——只要存在廣義的成本與收益的概念，就不排斥剩余或“利潤”的最大化。

    其實，利潤最大化是一個“中性”的經濟學概念或術語。其本意為，在投入給定的條件下，（如何）通過資源的最佳配置、恰當的激勵機制，以及合理的策略行為（包括定價、質量選擇等），從而實現產出或收益的最大化。因此，利潤最大化——在規范的意義上，應當與“節約”和“效率”并行不悖的。

    誠然，從實證的意義上講，同樣是利潤最大化目標，哪怕采取相同的定價或其他策略，但在不同的市場環境或市場結構下，其結果卻大相徑庭。假如存在阻止非公有制機構進入的制度性壁壘，從而構成行政性壟斷，在自然狀況下，將會發生價高質次和“產量”偏低的現象，由此導致較為嚴重的效率損失。一旦制度性進入壁壘被破除，行政性壟斷便難以為繼，在充分競爭的壓力下，上述不利于公眾的現象便可得以根除。

    顯然，在以上兩種不同的市場環境或市場結構下，盡管機構的目標都是利潤最大化，以及所有機構都試圖確定于己有利的價格與“產量”，但由于競爭程度的不同，結果卻產生了很大的差別。所以，詬病機構的利潤最大化目標而非所處的特定的市場環境或市場結構，不啻是無的放矢的。以上分析還進一步表明：競爭性地提供醫療服務（在一定的“技術”要求下），不僅應當成為任何個人或機構一項不可剝奪的權利，而且只有競爭性地提供服務，對于整個社會而言，才能保證醫療行業處于相對合意的狀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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